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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局长讲述保密工作往事

【摘要】:

 沈鸿英是1988年国家保密局成立后的第一任局长,也是1993年国家保密部门“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管理体制确立后的第一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自1983年3月至1995年9月一直从事保密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83年3月至1988年)、国家保密局局长(1988年12月至1995年9月)和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93年10月至1995年9月)。

  2021年4月2日,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举办“追寻党的历史、追寻红色保密史”主题讲座,邀请沈鸿英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保密工作发展变迁。86岁高龄的老局长用鲜活的事例和生动的语言,系统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保密工作情况、保密法诞生、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的发展沿革等,深入剖析了保密工作与党的事业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伴而兴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一代保密人对党忠诚、攻坚克难、事业为上的高尚情怀。

以下为沈鸿英讲述摘要。

 

20世纪80年代初期保密工作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该保的没保住,不该保的又保得过多”。

“该保的没保住。”改革开放初期,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保密工作规章制度、保密组织和保密干部队伍仍在逐步恢复,国家各级保密组织也处于调整恢复期,当时的泄密情况相当严重。比如,云南边境流传着一个说法:“黑的进口、红的出口”,其中“黑的”指的是鸦片,而“红的”就是红头文件。此外,党和国家秘密也经常被境外报刊泄露。这些情况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不该保的保得过多。”这是因为当时大家的保密理念尚不清晰,主要表现在几对关系没有厘清。一是保密与保护的关系。很多和保密没有关系的都被定为秘密,试图用保密来解决保护的问题。比如黄河鲤鱼、野生大豆等生物资源都被纳入保密范围,一时间“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长的”都成为需要保密的对象。二是保密和保卫的关系。比如公章、介绍信、海关截获物品等也被定为国家秘密。三是保密与限制知悉范围的关系。比较典型的就是,从境外引进的一些报刊或者国外通讯社发表的公开信息被定为“绝密”“秘密”。总之,由于认识不清,导致保密范围很大,产生了大量国家秘密,且定密随意,往往倾向于“高定”。

“织一张有堵有疏、疏而不漏的网。”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实行改革开放。保密工作作为一项政治属性非常强的工作,当然也不例外,必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时的保密工作,既要摆脱“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无密可保”“有密难保”等错误思想,又要主动适应改革开放的新任务新挑战,从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法等各方面进行改进,从而正确处理保密与开放的关系,织一张有堵有疏、疏而不漏的网。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把“网眼”做多大:有的要大,让该出去的出去;有的要小,把该保的保住。

 

保密法的诞生

 

鉴于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保密工作的严峻形势,1980年,中央召开了保密报告会,彭真同志在会上作报告,明确提出保密要立法。 

“保密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时全票通过。”保密法的初稿是在充分研究国内已有的保密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时借鉴国外保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时的典型泄密案例特点,并结合我国保密工作实际制定而成的。初稿形成后,又经过数十次修改完善与广泛征求意见,正式的征求意见稿足有10余稿,小修小改更不计其数。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保密法的颁布,成为我国保密工作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我国在依法治密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保密法的出台,破解了不少难题。”回顾保密法的出台,前后经历了七八年时间,过程比较长,遇到并解决了很多重点难点问题。例如,明确了国家秘密的概念和国家秘密的基本范围;规定了国家秘密的密级和密级变更、解除的原则;对原有的惩治保密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条文作了补充和完善;规范了部分保密相关行为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拍脑袋,而是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比如,为了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两级还是三级,当时国家保密局特请有关部委收集了20多个国家关于秘密等级划分的情况;又如,保密期限以前是“一定终身”,没有“解密”这个环节,为此国家保密局特别赴北京市委调研,把10年前的文件拿出来查看,统计有多少已经无须保密;再如,为确定保密范围,以“按系统、按行业、跨部门”的思路,开展了三四年调研和相关工作,最终划出90余个保密范围。

 

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的发展沿革

 

国家保密局的成立是基于当时的“两个需要”,而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发展到“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则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个需要。”一个是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对外签订的合作协议也随之增多。在签订某些涉及敏感信息合作协议的时候,对方要求同时签订政府间的保密协议,防止将合作的有关情况向第三方泄露。这就需要有一个主管保密工作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出面。另一个是依法治密的需要。1988年保密法明确规定,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主管全国保守国家秘密的工作,也就是说保密法的实施,要求必须有一个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存在。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经中央批准,明确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对外称“国家保密工作局”。第二阶段是1988年,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时,中央决定设立国家保密局,列入国务院行政序列,作为国务院部委归口局,归口国家安全部。同时,撤销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党政系统的保密工作分别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国家保密局负责。但是这种党政分管的模式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各省(区、市)保密部门多方反映意见,国家保密局也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提出恢复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的建议。第三阶段是1993年,中央决定恢复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家保密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由中央保密委员会统一领导。      

两点感想

 

“遇到问题不回避、不怕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也翻开了保密工作的新篇章。保密工作必须要在继承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主动走出一条适应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一路走来,遇到很多新问题。比如,针对测绘资料的公开与否,国家不同系统和部门的意见有分歧,需要统一;北京景泰蓝、安徽宣纸等传统工艺以及中成药的配方、炮制方法等是否要保密,需要确定。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一不回避,二不怕难,通过调查研究逐个解决,慢慢地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保密工作发展之路。

“小马拉动大车,靠的是各方合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保密办人很少,机构规格也不高,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人员等总共才18人,但是工作面宽,需要面向全国。这匹“小马”之所以能拉动“大车”,除了保密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外,更离不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各地区、各部门的鼎力支持。

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党中央对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做好保密工作作出指示批示,党中央连续下发文件、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保密工作的领导,着重抓好要害部门和领导干部的保密工作。同时,中央领导对保密部门也非常关心关怀。1985年,作为保密宣传教育重要阵地、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和展示形象重要窗口的《保密工作》杂志创刊了,“保密工作”这四个刊头大字就是彭真同志亲自题写的,他不仅欣然提笔,更是非常认真地写了4幅,还特意叮嘱“你们从中挑一幅好的”,可见彭真同志对保密工作的重视。保密干部们备受鼓舞,对这段往事口口相传,时至今日仍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