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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保密二三事

【摘要】: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早期参加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对党的保密工作高度重视,并且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保密工作经验。

做好八七会议筹备保障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的汪精卫蠢蠢欲动,最终于7月15日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即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下,大革命时期处于公开状态的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名为“邓希贤”)负责管理党的“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并且“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参与起草文件”。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他随同中央机关一再转移,从汉口搬到武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始终坚持对敌斗争,顽强与敌周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了党的秘密工作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以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研究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开好这次重要会议,中央对会议期间的保密工作提早作出周密安排。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更是责无旁贷,积极投入会前准备。

  早在8月3日夜,邓小平便在交通员的带领下,秘密进入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一幢西式公寓。这里原本是苏联援华顾问洛卓莫夫的住所,地处俄、英、法三处租界结合部,前临僻静街道,后面通有小巷,位置很是隐蔽。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不过,他的夫人洛卓莫娃尚住这里,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另外,考虑到房子二楼凉台与邻居的凉台相连,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撤离,因此,中央决定把这里作为八七会议的秘密会场。邓小平提早来到这里,开始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

  当时,确定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邓小平曾经回忆:“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会期正值8月,武汉酷热难耐。但为了保密起见,大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屋里闷得像蒸笼。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参会人员都挤在楼上,耐心等待会议的召开。困了,他们就在地板上休息一下;饿了,便喝点开水、吃些干粮,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后来说:“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第一批……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一夜,但作为会议筹备者,邓小平却在会场工作了几个日夜。1980年7月,他再次来到八七会议会址时,不无感慨地说:“我在这里待了六天……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其间,他不但尽心做好会务工作,而且根据职责分工,精心完成了会议记录任务,如今我们看到的八七会议报告和发言记录手稿,就出自邓小平之手。

在上海中共中央的日子

  1927年底,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此时中央机关已由武汉转移到上海,他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包括“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还负责“起草对一些省区的指示等文件”,并继续“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形势更为严峻。为了安全保密,那时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主要分散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447号、同孚路(现在的石门一路)柏德里700号等地。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开展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对此,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黄玠然后来回忆:“邓小平是秘书长……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中央的安危。” 

  邓小平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安排中央会议,其中涉及协调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参会,更为不易。因为在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军警宪特利用各种手段抓捕党的同志,破坏党的机关,对此,中央特别强调秘密工作制度和纪律,尤其对中央机关办公和活动地址、中央领导同志住址等都作了严格的保密规定。比如,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必须不断变换住处和姓名,彼此之间也不能知道他人的住处等等。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全面掌握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的活动地点及住处,还有秘密接头地点。每次安排会议、组织活动,他都采取周密的保密和防范措施,确保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

  在他分管领导下的中央秘书处,也严格做好保密工作。那时,秘书处设有“文书、内政、外交、会计和翻译”五个科,工作头绪繁多且紧要,邓小平组织大家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分工开展,如把外送文件藏到鱼肚子里等,一切工作紧张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为做好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密工作,邓小平还下了很大功夫去了解上海地理环境。他对照地图,走街串巷,特别是到法租界、公共租界等地熟悉情况,很快便练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通”。他还按照中央有关“秘密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要求,先后经营过杂货铺、古董店,并且打理得井井有条。对此,李维汉回忆:“六大开会期间,我和弼时(任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地点就在“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李维汉说的这个商店,就是邓小平开的杂货铺,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此外,邓小平开展工作、参加活动也很注意化装隐蔽,尤其注意“符合身份的穿戴”。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们来经常化装,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不注意,跟群众一样。”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职业身份”掩护下,精心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并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